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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创建
吴晗：以笔为投枪 以史作利器
吴晗
杂文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民族危亡之际，一批有识之士，曾以杂文为锐利武器，掀起文艺抗日热潮，吴晗就是其中之一。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吴晗应邀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。1940年起，转到西南联大任历史系副教授。面对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，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，将手中之笔化为抗击的力量。在他看来，“一杆木头枪……有枪总得使，怎么办？放不得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要是投中了，也会有点痛的”。
1959年，吴晗从他1943年到1948年写的杂文中选辑六十篇成《投枪集》。这本杂文集被认为“足以奠定作者在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，因为它是‘鲁迅风’精神的延续”。其中，不少历史杂文借古讽今，针砭时弊，流传甚广。
历经数年淬炼，吴晗也从历史学家转变为社会活动家，带动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民主运动，并在斗争实践中成长为“猛虎”。
以笔为枪，揭露反动派真面目
抗战时期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吴晗在自传中述说遭遇：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，币值却逐天减少，加之妻子袁震经常生病，生活越发过不去了。他再也无法安心于书斋生活。
1941年9月，经袁震引荐，吴晗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的董必武进行了友好交流，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。
同年12月，日军进攻香港，大批栖身于香港的文化人士无法买到返回内地的机票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民航抢运他家的洋狗。举国哗然，热血沸腾的吴晗再也坐不住了。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曾在一次采访中说：“课堂上，学生就问他，说你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？当时，吴晗说南宋时期有‘蟋蟀宰相’，我们有这个‘飞狗院长’。通过历史事件的联想，猛烈地抨击了孔祥熙，一下激起了更大的义愤。同学们就走到街上，在当时展开了‘倒孔’运动。”
“由此可见一斑。吴晗的杂文借古讽今，犀利泼辣、幽默风趣，既有对敌人的无情揭露和批判，也有对民众的关心和同情。”吴晗研究专家、北京市吴晗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习之评价说。
从事吴晗学术研究15年来，习之利用自身优势，出版了不少吴晗系列书籍，目前正在整理义乌丛书之（二十八卷版）《吴晗全集》。“近期，我又整理出数篇未结集的吴晗著作，其中不乏反映抗战之作。”他说。
《德意日携手与中国》原载于1936年12月6日出版的《清华周刊》。文中，吴晗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日谈判屡次无法得到结论，焦点在于日方提出的共同防共问题，实质上是日本要军事占领中国。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之下，中国各方要认清敌人和朋友，拉起手来向共同的敌人反攻，尽最大的努力开展民族解放事业。
《保卫桂林！准备大反攻！》原载1944年11月8日的昆明《评论报》。文中，吴晗振臂疾呼，要集合全国的物力军力，用血用肉，将日寇围歼于桂林城下，让他们来得了，去不得，将此处变成斯大林格勒，一举树立中国陆军的威名，一举表现中国人民的力量。
化身“猛虎”，冲在反蒋抗日一线
加入民盟是吴晗政治生涯中的新起点。1943年7月，经介绍，吴晗加入民盟，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。很快，他便成为昆明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，还兼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《民主周刊》主编。
随后，他介绍好友闻一多加入民盟。两人不仅有胆有识，联合起草了许多文件、宣言、声明，而且他们的演讲都极具号召力。闻一多因此被称为“怒狮”，吴晗则被称为“猛虎”，他们一个是时代的“鼓手”，一个是民主的“炮手”。
其间，国民党派人去拉拢吴晗，许诺他可以当一个部长；拉拢不成，又百般威胁。吴晗回答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每个朝代亡国时，总有些殉国的志士，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，也该有殉难的人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有什么关系！”
1945年，西南联大民主青年同盟（简称民青）在吴晗的精心筹划下成立，并编印《渝风》杂志，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。同年12月1日，“一二·一”惨案发生，吴晗、闻一多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，通过演讲、发表抗议书、宣布罢教等形式声援学生运动，控诉国民党军政当局屠杀学生的暴行。次年7月，得知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被害，北上途中的吴晗悲痛不已，连续发表文章悼唁闻一多和李公朴，誓死与反动派斗争到底。
回到北平的吴晗夫妇，比从前更直接地加入了斗争，他们的居所也成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。他一边教学，一边主持民盟北平市的工作，很快同一批著名教授建立了联系。
在反饥饿、反内战等运动中，北平教授发出的通电、声明，大多由吴晗起草，然后由他到教授们家中去签名。他还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，协助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秘密前往解放区。
返回家乡，记录第八大队的抗战岁月
吴晗史学馆坐落在吴晗家乡——苦竹塘村，馆内的主题展区中，生动再现了吴晗与西南联大的这段烽火岁月。紧邻这个主题展区的是一个实景“房间”，灯光晦暗、陈设简陋，“吴晗”正埋头伏案、奋笔疾书，一张张书页从书桌前飞起如刀似剑般砸向反动派……“这里表现的就是吴晗在写还乡散记的场景。”管理员张慧敏介绍。
1946年6月26日，吴晗几经周折，回到阔别13年之久的苦竹塘村探亲，耳闻目睹了农村政治的黑暗、经济的贫困，也感受到抗日武装第八大队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。
“到达上海的弟弟家之后，他心潮澎湃，伏案写下了《浙道难》《记第八大队》《真空的乡村》等还乡散记，也收录在《投枪集》里。”习之介绍。
尽管吴晗在家只住了四天，但是他和当时各阶层的人们谈过话，不论他们教育程度、文化水准、职业区分和社会地位如何，吴晗得到一个一致的答案，“第八大队好到他们从未见到过听到过的程度”。
在《记第八大队》一文中，吴晗写道：“第八大队成立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，南平镇之战以后。”“活动区域包括义乌、浦江、东阳、金华一带，开创的两个领导人物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。”“第八大队成立以后，对敌的经济封锁，武装斗争，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，立刻得到人民忠诚的合作。”文中，吴晗还详细列举了长背之役、肖皇塘之役、黄宅市之役等六个战役，以此证明第八大队武装斗争成果辉煌。
“艰苦抗战了三年，生活在血泊中，在敌人扫荡的威胁中，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，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指示或援助，更谈不上什么国际援助之类了。”吴晗满含深情，称赞第八大队：“这些可敬的人们，在大风雨飘摇中，屹立不动，以坚贞肯定、毫不犹豫的决心，不但在消极的抗击敌人，而且还积极的主动的去打击敌人。是他们继承了戚继光将军麾下义乌勇士的荣光。是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这小块干净地。是他们起来保卫了自己，保卫了人民，保卫了主权。是他们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正气，替可歌可泣的抗战史插入光辉的一段。”
在《真空的乡村》中，吴晗还写道：“从杭江铁路自动切断之后，这一角落成为孤岛了，和外面完全隔绝了……他们在苦闷，在彷徨；不过有一点却是肯定的，由于人民武装力量的成长，不许敌人过来，敌人也就过不来了。他们信任自己的力量，因之，也就坚信胜利的一定到来。”(左翠玉)
责任编辑：吴 潮明